游建立军事据点,迁入俄罗斯族移民以巩固控制。例如喀山城周边就形成了俄军驻防区,鞑靼贵族大多被迫向东部草原地带迁徙。
然后,沙俄利用哥萨克武装沿伏尔加河建立巡逻体系,镇压鞑靼人反抗,并将喀山作为后续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国(1556年)和西伯利亚汗国(1582年)的跳板。
其二,实施“差异政治”与间接统治。沙俄允许归顺的鞑靼领主保留部分土地和司法权,但需向莫斯科缴纳赋税并提供兵役。例如喀山汗国末代王室成员,就被直接纳入沙俄贵族体系,换取其对地方部族的号召力。
而在文化上,沙俄并未强制推行东正教,允许当地人保留绿色信仰,但限制新建绿寺的规模。鞑靼语也作为地方行政辅助语言,用于税收和司法文书。
其三,经济资源攫取与贸易垄断。沙俄控制伏尔加河航道,喀山成为沙俄垄断伏尔加河皮毛、粮食贸易的核心枢纽,鞑靼商人需向沙俄海关缴纳高额通行税。
而在土地方面,则出现了国有化与农奴制扩张。沙俄通过没收反抗贵族的土地,分封给俄罗斯服役贵族,并引入农奴制开发伏尔加河流域农业资源。
其四,宗教方面进行象征性同化。伊凡四世在莫斯科修建圣巴西尔大教堂(1555年)以纪念征服喀山,强化东正教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意识形态存在。而在喀山城内则增建东正教堂,但避免直接摧毁鞑靼人宗教场所,以减少抵抗。
总之,沙俄这种“军事威慑+文化包容+经济剥削”的复合治理模式,使其能以较低成本将喀山转化为东扩的战略支点,并为后续控制多元民族地区提供了范本。
在这些前提之下,阿列克谢西逃之后趁着喀山本地的混乱,居然代替沙皇行使起了当地治权。不过,他能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的家族,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本就是伪德米特里一世的重要支持者,是这位伪帝的金主之一。
当然,如果说得更深一些,斯特罗加诺夫也并非在伪德米特里一世这一根藤上吊死,他们实际上是多方下注——不仅在莫斯科的争斗中“谁赢他们帮谁”,而且对于一些有志于沙皇之位的野心家,只要显露出一定的成功机会,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也不吝相助。
在这样的家族方针之下,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作为沙皇俄国东部的大豪族,成为沙俄东扩的主要推动力,同样也成为东扩之后获益最大的沙俄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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