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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的官场一塌糊涂,很快也就灭亡了。后来的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期间,卖官更加普遍,这些小朝廷一个比一个短命,卖官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催命鬼。
等隋唐以后,科举制度慢慢兴起了,对官吏的选拔也越加严格,光有钱可不行。这样,从制度的明面上,卖官算是给堵住了口子。
可是,卖官之所以能产生,那是因为国家的确有搞钱的需求,只要这个需求在,卖官就无法禁止。
唐朝规定能给朝廷出钱的,科举优先录用,这有个专门的名字叫“纳捐”。
到了宋朝神宗年间,行入粟补官法,算是把这项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宋元之后,朱元璋当了皇帝。这位爷平生最恨贪官污吏,当然是禁止一切卖官,如有查处,一律剥皮实草。
不过,国家要搞钱,这是客观需求,所以等明朝中期以后,卖官之风又兴起了,并为清朝所继承。
这时候,卖官制度趋于完善。买到的只是“功名”,也就是做官资格,具体当什么官,什么时候当官,对不起,得朝廷说了算。既然都制度化了,那卖官就明目张胆起来,其中响应最积极的,自然就是商人。
在清一代,商人捐纳蔚为风气,所谓“有人在京好为官”,捐纳制度为商人扩充政治资本提供了绝佳选择。
既然此等陋习并不能改变,甚至跟着王朝更迭一直流传到了现在,那朱雄英自然也可以借用。
而且,朱雄英也不是在打卖官这个主意,而是想要让这些商人获得一个“皇商”的虚名。
皇商这个名词,是清朝的一种职业名,清廷入关后,顺治帝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八大晋商家族,封官授爵,并召之入籍内务府,御封为“皇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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