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的声音像是为我们敲响的丧钟。
走回厂房的路上,烈日把我们的影子缩成小小的一团,紧贴在脚边,像两个甩不掉的幽灵。
每天清晨,我们都要在操场上列队,跟着破音的大喇叭唱厂歌。主管站在铁皮箱搭的台子上,像赶牲口一样挥着手臂。唱完歌,人群就像被驱散的羊群,各自走向固定的工位,开始日复一日的机械劳作。
第二周,有个河南来的大姐总爱拉着我的手,非要给我看她儿子的军校录取通知书:“丫头,给我当儿媳多好。”我低头假装专心拧螺丝,假装没看见她眼底的算计。
现在回想那段日子,记忆已经模糊成一片灰暗的色块。我不明白当时的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只记得每次回忆起来,胸口都会泛起一阵钝痛,就像被生锈的铁片慢慢刮过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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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机械运作的轰鸣声、永远洗不掉的机油味、还有午休时宋影影疲惫的侧脸,都成了刻在骨头里的伤痕。
后来宋影影在城中村电线杆上撕下一张皱巴巴的招聘启事,选定了这家24小时便利店。她说,“至少不用闻机油味了。”
离开工厂那天,我们像越狱的囚徒,连呼吸都轻快了几分。
我们用攒下的工钱,在城中村租了间背阴的一室一厅。三十平米的房间,墙壁泛着潮湿的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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