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的原因和目的。她随新六军登陆葫芦岛的时候,距离杜聿明奉命解决云南龙云之事、随后调任东北主持军事已经过去了三四个月。之后随新六军一路辗转并在四月到沈阳时,当地的接收工作也早已进行到尾声,因此,她根本没有可能接触到抗战胜利之初,这些长官们在东北接收汉奸资产的过程,更遑论参与进所谓的贪腐事件里。而兴建沈阳中正大学的事,她也仅是有所耳闻,因为在学校开办后不久,她就因为家中变故,急急忙忙地回南京去了。可以想象的是,要开办一间学校,所耗费的财力、物力乃至心力都不比组建一支部队要少,且在那期间他的病势始终起起伏伏,若不是对他的老校长尽忠报效,他有什么必要为一点身外之物如此大费周折?
至于两个人的交情,除了连她自己都羞于启齿甚至已经不打算再启齿的一厢情愿以外,她只与他在那份关于医疗备品和货币流动的报告材料上稍微有过一些交流,其他时间,要见面多半都是看病治病检查身体之类医生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六月份那一次在长沼公园里的闲谈,恐怕是迄今为止和他相处得最久、话说得最多的一次,可也是他首先提出外出散心,她才奉命跟随的,若非如此,她绝对不敢自作主张地接近他。
在这些有限的“交情”之中,她没有切实的证据去判断滕骥的两项指控是否属实,但无论如何,她也不能从他生活中的这些小事里进行有罪推定,贸然作出“他是一个贪腐分子”的结论。假如他真的如滕站长所言,在接收汉奸资产及兴建中正大学中捞取了不少油水,那他首先就应当用在自己和家人身上,而不是拖着病体在前线苦苦支持,住所和家眷的生活又简朴至斯,甚至最后落到连自己手下的将领也不能保全,不得不退去上海养病的地步。
国军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这是她早就知道的事情。但保密局竟然也公然站队派系斗争,协助陈诚在东北排除异己,甚至为此要将东北前任最高军事长官拉下马,这不能不让她感到毛骨悚然。之前她只是以为,他的职务调动除身体原因,恐怕和陈诚在南京吹耳旁风有很大关系;但随后的一切好像又太顺利了些,顺利得——就像获得了最高层面的默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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