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方面,那就是这批将帅虽然在“杯酒释兵权”中被解除了军权,调往各地为节度使,但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他们当中又有不少人根据需要被临时调回军队。如开宝二年,王审琦任御营四面巡检使,统领禁军,随宋太祖出征太原。慕容延钊建隆二年闰三月罢去殿前都点检,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乾德元年又调任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率兵统一了湖南、荆南。韩令坤被解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出为成德军节度使,仍可统领沿边部分军队,“镇常山凡七年,北边以宁”。罗彦环“杯酒释兵权”时解除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出为彰德军节度使。乾德二年,又与李继勋统领军队,“大破契丹”,乾德四年春,“又与阁门使田钦祚杀太原(北汉)军千余人于静阳,擒其将鹿英,获马三百匹”。这说明,“杯酒释兵权”这种宽缓的方式,既比较理性的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使君臣之间保持了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留下了较为宽泛的合作余地。
前人对此颇多赞叹:“石守信而下(指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韩重、张令铎、罗彦环等)皆显德旧臣,太祖开怀信任,获其忠力。一日以黄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贵,以遗其子孙……石守信之积货巨万,怀德之驰逐饮度,岂非因以自晦者也。至于审琦之政成蔡下,重之功宣广陵,卓乎可称。
太祖善御,诸臣知机……与时进退,其名将之贤者欤!令坤、延钊素与太祖亲善,平荆湖则南服,镇常山则北边载宁,未尝恃旧与功以启嫌隙。创业君臣,有过人者类是夫。”
所以李曜觉得“杯酒释兵权”这件事,就其直接意义而言,一是预防了禁军将帅用兵权发动政变,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事;二是解决了开国将帅居功自傲、偃蹇弄权的问题,“销跋扈之谋于杯觞流行之际”。所以,它的成功,极大地促成了宋初政局的稳定,使北宋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正如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所言:“使诸将不早解兵柄,则宋之天下,未必五代若也。”
而如果从较深的层次看,“杯酒释兵权”则意味着武人干政的结束,开启了偃武兴文之机。五代时期,是军阀的天下,“长枪大剑”指挥政治,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正如王安石所言:“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文臣)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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