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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了一会儿,我推开亨特,从地上站起来,再一次尝试把他拖上楼去,但很快,还没走到一半,我就彻底放弃了这个计划。随后事情开始重演:我原地把亨特放下,自己上二楼去,只不过这一次是把绳子从房梁上解下来;而他再也不会逃跑了。
我坐在椅子上穿好鞋,把椅子搬回原来的位置,走下楼,开门出去看了一眼,四下无人,于是我拖着亨特回到我自己家,走之前没忘记关上门,用他口袋里的钥匙锁上。
亨特的皮肤仍然柔软,关节也可以活动,只是失去了人的体温。我把他放进后备箱,他的大高个子使小小的后备箱显得很拥挤,我扶着后备箱盖子凝视着他,这恐怕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了。亨特维持着一个蜷缩侧卧的姿势,像胎儿在羊水里;生和死本来就许多共通之处。我感到宽慰和满足,哪怕只是这样看着,什么也不做。
良久,我放下后盖,发出一声轻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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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安见到我的时候露出了很明显的吃惊的表情。他打开后备箱,看看我,又看看里面的亨特。“我见过这个人,”他问,“是你杀了他吗?”
我想了一会儿,说:“是的。”
他的吃惊在片刻后消散了,甚至当着我的面开始走神,一动不动,好像在看着很远的某个地方。在他眼前晃了晃手,没得到回应,手足无措地呆站了一会儿,想着等也是等,干脆靠在车上点了支烟。烟燃到一半,他突然回过神来,对我说:“走吧。”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我很好奇刚才是怎么回事,但这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知道也没什么好处。既然这样,就不问了。
我们驾车前往医院,经过简短的交接,亨特的尸体被那些陌生的医学生抬走。
我上学的时候也曾上过解剖课,我们手下大多是一些无名弃尸,妓女或者流浪汉;有时还有一些猜不出来路,看相貌衣着,似乎不应当横死街头无人认领的,现在想来,也许就像亨特这样。
我想象到他孤零零躺在手术台上,周围挤满半是恐惧、半是跃跃欲试的学生。他们会谈论他的红发,在练习结束之后,也许就是吃午饭的时候,还会再次提到他,说他:“没什么脂肪,很容易解剖。”然后他会被遗忘,像以往所有用过了的人体那样。
“噢,也许不应该这样做的,”我喃喃地说,“我们……”
西里安把钱平均分成两份,其中一叠放在我手里。
“该走了。”他说。
然后我们返回西里安家,他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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