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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雨想了一下。我明确地感觉到他在想,就是在实话、假话或者是大而化之的各种选择间的权衡,很快,很细微,最后他说:“不是钱的问题。”语气不像有假。
“……那是什么?”只要有商量就成!
“给不起的东西
……”极肯定地,貌似跟对方谈条件这条路就不在他考虑范围内。
“靠,就没人管吗?难道盛安高层就看着你们这么自相残杀?他们是死的?”我边转着圈边骂,办公室里的桌子和沙发被我踢得当当响。
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一句话就拍灭了我的那点希望,“高层残杀得更厉害……听说前老总在的时候还压得住,现在……没人能管了。”
“……暮雨,你……你什么意思啊?”他的语调让我从心里往外发凉,恐惧盘踞在胸口,声音因为紧张而变调,“你这次打电话就是想告诉我这事儿没办法了是吗?”
“不是,”他否定掉,继而以从未有过的不靠谱儿思维说,“我主要是告诉你,记得按时吃药。顺便告诉你,我可能又要走一段时间,大概几年,或者更长……赶得时机太不巧了,上面抓得很严,我问了下律师,文件找不回来这就是个重大工程事故,这两年考得资质要吊销,以后也不能再做这行,因为我是主要负责人,工程很大涉案金额太多,加上其他一些罪名,刑事责任肯定是有的,多少年不好说……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你,本想带你走,却还是没有办到。”
我不得不再次集中全副精力去理解他的意思,当我终于明白那个‘多少年不好说’是怎么回事时,恐惧已然拉网布线控制了身体并一路爬上手指,止不住的颤抖让电话随时都可能从掌心跌落。
几乎是哀求地,我说:“暮雨,你胡说什么呢,什么律师什么多少年啊?有判刑这么严重吗?我觉得咱们的生活不应该是黑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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