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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吴老师说,我没有想到,来卧底的人会是您——这倒不完全是假话。
只是,我建议的候选人条件,都是比照着他来设计的。
年龄,在28到30岁之间——这样,不会有代沟,方便他接近我。
性格,执行力超强,乐观,并且还要有点“傻”。另外,最好还有过大额捐助记录.——这样的人,才有可能被我所“蒙骗”。
另外,需要是华辰大学毕业的——嗯,这个就不必多解释了。
符合以上这些条件的,在B市刑警队,也就只有他一个人了。
即使如此,我还是不能百分之百的确认,刑警队会一定派他来。
那个周五,当吴老师背着电脑,西裤口袋鼓鼓囊囊,额头带着细汗的出现在教室门口时,我心里终于安定了。
是他。
三年之后,我终于再次见到了他。
三年前的会议上,我贴着大胡子,顶着苍老的脸,坐在圆桌旁,听着一场场沉闷的发言。
后来,到他了。
这个坐在我斜对面,眼里有光的年轻男人,开始一板一眼的念起报告来。
那是一份关于跨国合作,打击边境犯罪的报告。
报告当中,他提到,“这种行为对秩序的破坏,其恶劣影响是难以预估的。当地的儿童,会逐渐失去辨别善恶的能力,会对未来失去希望。如果不能让他们回到正途,那他们离犯罪的深渊就又近了一步。”
这是一段不太合适的发言。太理想化,太……有感情。
如果是我,我大概只会排出一长串的数字,比如当地的失学率、刑事案件犯罪率,并且加粗注明:不能证明当中的因果关系。
可是……是因为他语气里的坚定,还是因为他眼中闪烁的光?我总觉得,这份平平无奇的报告,打动了我。
到了提问环节,我举手了。我的问题或许有些刁钻:“吴警官,您刚才提到的,让儿童辨别是非,这应当是教育机构的职责。对于我们刑警而言,似乎没有什么太多可做的。”
他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回答着:“呃,就我个人而言,我有向当地进行定向捐助。当然这并不是一种解决方式,但是,可以视作是我个人的一种努力吧。”
我点了点头,没再多问。
到了晚间,我们换了会场。大家整齐划一的在台下坐着,听着台上的人发言。
我实在有些闷得慌了,从侧门闪身出来透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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