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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杭州临安人,家里往上数三代都是盐贩子。祖父常说咱们老钱家命里带咸,注定要和官府的缉私队斗一辈子。这话在我十六岁那年应验得透透的——那年浙西大旱,盐场十户九空,我爹带着两个叔伯摸黑去贩盐,叫巡查的官兵逮个正着。等消息传回来时,县衙门口的告示都贴了三日,说是要杀一儆百。
家里顶梁柱一倒,娘亲哭得背过气去。我攥着半块硬饼子蹲在门槛上,听着屋里小妹饿得直哼唧。天刚擦黑,隔壁王二叔来敲门,背着个鼓鼓囊囊的粗布包:"大郎,这是你爹上月存在我家的货。"
布包掀开,白花花的盐粒子在月光底下泛着光。我喉咙发紧,手指头陷进盐堆里又涩又疼。那晚我背着三十斤盐走八十里山路,脚底板磨出血泡也不敢停。走到富阳地界时,缉私队的马蹄声追上来,我蹚着齐腰深的苕溪水躲进芦苇荡,冰凉的溪水浸着伤口,倒比后来挨刀子还疼。
二十一岁那年,临安募乡兵。我抹了把脸把盐篓子往墙角一摔:"这买卖老子不干了!"董昌那会还是石镜镇都将,看我舞长枪能挑落檐头瓦片,当场扔给我块腰牌:"明早来营里报道。"
头回上阵是在余杭城外。黄巢的先锋军乌泱泱压过来,我攥着新发的陌刀,手心全是汗。前头有人喊:"钱镠!带二十人绕后!"我愣是没听清,直到董昌的马鞭抽在肩甲上才醒过神。那仗打完,我提着两颗首级去复命,董昌盯着我缺了半片的肩甲直乐:"你小子命硬,明天去领副铁甲。"
跟着董昌打了五年仗,官做到偏将。乾符二年春天,曹师雄的叛军围了新城。那夜我在城头巡哨,望见西南角火光冲天。刚带人冲到粮仓,迎面撞上个满脸横肉的汉子,手里钢刀还滴着血。我反手一枪戳穿他咽喉,热乎乎的血喷在脸上,倒让我想起那年苕溪水里泡着的盐袋子。
最险的是中和二年打刘汉宏。那老贼使诈,派细作混进杭州城放火。我带着三百亲兵在火场里左突右冲,烟熏得眼睛都睁不开。有个小兵拽着我喊:"将军!南门要守不住了!"我扯了块布浸湿捂住口鼻,转头就往南门冲。半道上一根烧断的房梁砸下来,要不是老钟头推我一把,怕是早交代在那了。
要说我这辈子最得意的手笔,还得是退黄巢那场。广明元年腊月,五十万大军压到临安地界。我带着三百弓箭手在灵隐山上来回跑,树梢挂满各色旗子。黄巢的探子在山脚转了三日,回去禀报说满山都是伏兵。等他们绕道去歙州,我后背的衣裳都能拧出水来——哪有什么伏兵,全是砍了树枝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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